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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记者拒证权

   日期:2019-07-11 18:58:55     来源:坪头汤东网    浏览:1384    评论:0    

[3]魏永征.“记者拒证权”“能否照搬到中国[EB/OL].财新网,2015-04-23.

据统计,目前全球有近一百个国家在其宪法或法律中规定记者享有拒证特权,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规定:“任何记者,就其从事记者活动收集到的信息,作为证人作证时,有不披露消息来源之自由”。保护消息来源被视为记者的最高职业伦理,很多国家和组织还从职业道德上对保护匿名消息源做了规定,如英国《新闻工作者行为准则》第十六条规定:“新闻工作者有道义上的责任保护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提供者”;德国《新闻业准则》第六条规定:“所有新闻工作者都应遵守职业秘密,行使其权利拒绝作证,并在没有得到信息提供者的明确同意时对其身份不予泄露”。从世界范围来看,确认记者拒证权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法律或是职业道德确认新闻记者享有一定程度的拒证权。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虽然没有关照到记者拒证权,但新闻职业道德中的有关条款含蓄地表达了保护匿名新闻源的意思,现实中也出现了记者和媒体为消息来源保密的事例,但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笔者认为记者拒证权在我国的发展道阻且长。

同时,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对口支援建设工作指导。鼓励各高校建立校际协作机制,通过挂职、支教、进修等方式,共同开展教学研讨、共同组织课题研究、共同进行人才培养,推动思政课教师队伍均衡发展。

广泛征集议案建议

乌兰察布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表示,纪检监察部门正告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公职人员,一定要认清形势,杜绝侥幸心理,积极把握政策,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三、记者拒证权之中西差异

从某种程度上说,记者拒证权成立的前提是新闻从业者诚实守信,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恪守新闻真实的底线。但在实际的新闻报道中,总有媒体从业人员违背新闻职业伦理道德,歪曲捏造甚至虚构报道。所以记者拒证权的建构暗含了双刃性:一方面,消息源是记者的“面包”和“黄油”,记者拒证权保护了新闻线人,维护人们的知情权;但另一方面,记者拒证权又为违背新闻职业伦理的媒体从业人员提供了隐秘的话语空间,导致虚假新闻泛滥,新闻媒体公信力削弱。美国新闻学者休·卡伯特森就曾说:“不署名的消息源被称作民主的安全网,也是良心的庇护所,但同时它也是那些懒惰、马虎的记者的拐杖”。

英国一些政界人士对特朗普近来一些说法不以为然,批评他“干涉内政”。

有学者认为记者拒证权出现的原因是为了维护信息流动的畅通性,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及监督政府公权力的使用。据此来看,记者拒证权的主体就不仅仅是指传统新闻机构中的记者,而是拓展到只要其发布的信息有助于信息的自由流通、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有效的监督了政府权力的实行就可以主张记者特权的保护。即记者拒证权的主体开始从新闻媒体从业成员向全体公民扩散,这个界定符合当前媒体的发展趋势,但是过于宽泛,会削弱法律的严肃性,扰乱传播秩序。对此笔者很认同冯建华的观点,他认为拒证权所指向的“记者”,既包括能够承担法律责任且具有编辑控制权的所有技术形态的媒介组织,又包括活跃于各种媒介平台上具有一定专业水平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所有个体[2]。

要给予记者拒证特权,首先要明晰“记者”这一概念。谁是记者?当这个特权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时,记者的定义是相对清楚的:记者是为新闻媒介采集新闻的人。但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从前偏向职业传播主体的新闻主体观已发生变化,正在向共同主体观转变,即社会中的新闻不再由专业媒体所垄断,进入了“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通讯社”的众声喧哗时代,从“谁在业谁报道”变成了“谁在场谁报道”。基于此传播格局,记者身份去组织化和边界模糊化的特点日益突出,出现了新闻记者主体扩容的新问题。在此背景下到底该如何界定记者拒证特权的主体呢?

原铜陵市体育局不再保留,新组建铜陵市教育和体育局,该单位网站将永久下线,数据及服务迁移到铜陵市教育和体育局网;

二、记者拒证权之主体界定

一、记者拒证权之价值冲突

2018年10月31日下午,侦办民警在灌东盐场运销站家属区,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抓获。经审讯,朱某如实交代,他和周某都曾是某公司员工,两人商定利用某公司北面修路施工,车间管理比较混乱之际,于2018年10月28日夜,驾驶该农用车盗取某公司炼钢厂原料镍板四捆(重约6吨),后由周某联系买家,将盗窃所得镍板卖给谢某、王某等人的犯罪事实。

2月12日一大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一五六煤田地质勘探队队长韦波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静静地看起书来。他办公桌上及身后的两个书柜里,各类书籍满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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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的头发浓密以及鼻子高高的

中西方媒体性质不同。在西方,新闻媒体被称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其所推行的新闻自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个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一部分,记者拒证权就是给予媒体在获取信息资源上对抗公权力的权利,体现的是新闻自由、满足公众知情权需要以及司法利益三者间的平衡关系。若记者无拒证特权,匿名消息来源就无法帮助媒体将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公布于众,新闻媒体代表公众监督政府行为的“看门狗”角色的作用亦受贬损。而中国的新闻媒体都是国家所有,直接或间接隶属于各级党政机关,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所以记者拒证权在中国的出现,正如冯建华所言,是基于维护记者职业尊严的功利性诉求,缺乏一种整体性的价值认同和制度基础,在价值原点层面与西方国家存在落差,短期内很难在记者、公权力与信息源之间形成一种正当良性的博弈关系,内生张力不足,而且易于被虚无化[2]。

[1]高一飞,陈小利.论记者拒证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在做手术前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结构,医生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手术前要充分和医生进行沟通自身的情况,要告诉医生自己说服用的药物、还有什么样的病史。在宿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心的放松,积极的配合医生,做好手术后的护理,千万不能用手直接去按摩注射的部位,一个月左右不能对脸部进行揉搓,注射完瘦脸针6个小时不能洗脸,不能化妆。

截至目前,哈尔滨市已有300个村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全市范围清产核资工作基本完成。10月底前,哈市所有行政村将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任务,有效建立起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或经济合作社。

路透社报道,欧盟负责“脱欧”谈判的首席代表米歇尔·巴尼耶11日说,为打破“脱欧”僵局,梅理应支持科尔宾的提议,同意英国“脱欧”后留在关税同盟。

[4]冯建华.记者拒证权研究:价值模式与发展趋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4).

目前记者拒证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尚未被关照到,但在中国实际的新闻报道中类似“保护消息来源”的模糊观念却是存在已久,如报道中常出现的的“据悉”、“据了解”等含糊词汇。记者拒证权在国外已发展百余年,境外的探索与经验固然是重要的参考,但记者拒证权毕竟发端成长在异于中国的社会背景与制度环境之中,若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中国媒体的性质、中国的保密制度,贸然引进,恐收南橘北枳之效。

从司法审判过程来看,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其实也就是事实真实和法律真实之间的矛盾。在审判中,法官追求最大程度的事实真相,如果记者从秘密消息来源得到的材料与具体案件相关,而法庭又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取可资判决的证据,若新闻从业者拒绝透露信息源,法官只得依靠其所获不完整的信息作出审判,此时事实真实与法律事实之间必然不相吻合,这有碍司法公正的实现。所以反对记者拒证权的观点认为记者不应享有拒证特权,记者应与普通人一样履行作证义务,否则会导致事实无法查清,不利于司法公正。由此可见,记者拒证权暗含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博弈。

漫步向前,田野园艺区带给游人闲云野趣,云雾茶园、药园、果园、文房四宝、奇草异卉园、竹林六个景观小品分列两旁,一个原汁原味的古村落呈现眼前。

“各位班主任是学生在学校的至亲之人,我们要谨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六个下功夫’的要求,立德树人是第一要务,班主任就是要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为他们的思想定好位、为他们的价值观把好舵;其次,我们要增强学习能力,努力做到教育者先受教育,更好地了解学生所思所想所盼,才能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最后我们要经常深入学生、贴近学生,和学生一起分析问题,帮学生切实解决问题,事无巨细地做好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结合应用技术类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加强班主任工作的思考和创新,提升班主任工作的能力,形成符合中德应用类教育实际的班主任管理模式。”张兴会说。

[2]冯建华.新媒体环境下记者拒证权的伦理困境与核心问题[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记者从福建省港航管理局了解到,从大年三十(2月4日)至正月初六(2月10日),闽台海上客运航线共运送旅客48197人次,同比增长14%。其中,“小三通”航线累计发送旅客44004人次,同比增长12.7%;闽台海上客货滚装航线发送旅客4193人次,同比增长29.5%。这三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

记者拒证权诞生在百年前的西方欧美国家。作为一项法律权利,记者拒证权指的是在司法活动中,新闻记者拒绝提供消息来源的权利,其含义大致包括四个方面:拒绝公开信息来源身份;拒绝提供可能曝光消息源身份的信息内容;拒绝接受询问;拒绝接受搜查、扣押[1]。本文意在论述记者拒证权暗含的价值冲突问题;梳理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时代记者主体概念的发展问题;阐述记者拒证权在中西方之间的不同之处。

中西方保密制度不同。在西方国家,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主体是宣誓者,主要包括政府公务人员和军人,公众对保守国家机密一般只负有较低的注意义务,所以记者在报道中涉及国家机密并不会被追究泄密罪,而只会被要求说出消息来源,以便追查向记者泄露机密的宣誓者。相比而言,中国的保密制度更为严格,中国实行全民保密,全体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刑法》中有关泄密、窃密、非法持密等犯罪主体都是一般主体[3]。所以在涉及国家机密泄露的案件时,西方国家的涉案记者多以证人的身份出庭,由此产生能否拒证的利益考量;而我国的记者如果因报道涉密被诉,只能以被告人而非证人的身份出庭受审,就不存在可否拒证的问题[4]。

记者拒证权存在内在价值冲突,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匿名消息源与新闻真实、新闻从业者职业伦理道德,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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